被淹没和被拯救的

一、灰色地带中的人性

不仅如此，消失于灾难的杀戮，再也回不来的人们，往往是最好的。而那些得救的、存活下来的，少数是因为幸运，而大多数则是因为他们最能适应已经非人化了的恶劣环境，因此是人类中最糟糕的，“那些最糟的人幸存下来：自私者、施暴者、麻木者、‘灰色地带’的合作者、密探们。这并非一定之规（集中营里没有一定的规律，人类的行为同样也没有），尽管如此，这仍然是一个规律”。（82）莱维在《活在奥斯维辛》里说，15万底层囚犯存活下来的只有数百人，活下来的主要是医生、裁缝、鞋匠、乐师、厨子、年轻英俊的同性恋者、集中营主管们的朋友和随从。莱维也是一个幸存者，至于他自己，他说，“我感到无辜，没错，因为我也是’被拯救者’中的一员，所以通过我的眼睛（还有其他人的眼睛）永远寻觅一个为自己辩解的理由。最糟的人幸存下来，也就是说，那些最适应环境的人；而那些最优秀的人都死了。”
这样看待受害者的阴暗人性，有着犀利的剖析力量，但也可能产生负面效果，让敌人（加害者和他们的辩护者）高兴，而让朋友（受害者和同情者）痛苦。莱维不是不理解这个，但他同时知道，如果我们要认识人类，要知道如何保卫我们的灵魂，就必须面对人性阴暗和丑陋的一面。

二、羞耻和良心责备

还有一种罪恶感，是一种”更广意的羞耻，世界的羞耻……每一声丧钟都是为所有人而鸣”。许多幸存者感到自责，“他们所感到自责和羞耻的，并非自己的过错，而是他人的罪恶，他们感到牵涉其中，因为他们感到在身边发生的罪恶，在面前发生的罪恶，以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罪恶，是难以磨灭的。它永远不可能摆脱；它将证明人，人类（总之，我们）有潜力去营造无尽的痛苦，而这痛苦是唯一凭空营造的力量，不需要耗费力气和钱财，只需要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，无动于衷”。（86—87）

第二章灰色地带

但合作者来自敌人的阵营，以前的敌人，显然是不值得信任的：他们背叛过一次，就能背叛第二次。让他们只从事那些微不足道的工作并不够；约束他们的最好办法是让他们担上罪行的重担，披上血腥的外衣，尽可能摧毁他们的人格，从而构成一种同谋关系，让他们从此无法回头。各种犯罪组织深谙此道。黑手党就一直采取这种方法，这样才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罪行。
然而，在讨论迫使某些囚犯在一定程度与集中营当局合作的动机前，我们必须声明——对这些人类行为进行严格的道德审查是草率的。当然，极权政体的结构、体制应该有最大的责任，而个人作为或大或小的合作者所承担的罪行则是难以估量的。只有一个人设身处地，有机会看看自己在高压环境的所作所为，才有资格去评判这些囚犯的罪行。19世纪的小说家和诗人，亚历山德罗·曼佐尼（Alessandro
权力存在于各种各样的人类社会组织中，或多或少地受到控制。这些权力或来自篡夺，或被权威所赋予，或由下层人民所抬举，或依靠功勋、集体的团结、鲜血和地位而被指派。作为群体动物，一定程度的人对人的支配可能铭刻在我们代代相传的基因里。没有证据证明权力本质上对集体有害。但是，对于我们谈到的这些兼职囚犯来说，即使只是个小头目，像劳动队长，他们的权力实际上也是无限的。或者，更准确地说，他们的暴行被强加了一个下限——要是他们管教其他囚犯时被证明不够残忍，那么他们就会被免职或受到惩罚，但没有上限。换句话说，如果他们需要惩罚其他囚犯，有时是因为一些过错，而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动机，他们可以放手实施最狠毒的暴行。在1943年年底之前，一个”卡波”将囚犯殴打致死，而不用担心受到任何处罚是常见的事情。只是后来，当劳动力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时，德军才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：允许”卡波”虐待囚犯，但不能永久性地伤害他们的工作能力。但那个时候，这些不法行为已经形成习惯，而这个规定并不总被”卡波”所遵守。

第三章羞耻

尽管这似乎让人难以置信，但我感到一种彻底的失望和沮丧。那个时刻，三年来我所有思绪和秘密的渴望所集中的时刻，并没有激起幸福或我体内的任何其他感觉。我让自己从我的草垫上跌下来，爬向门口。一爬出门口我便徒劳地试图爬得更远，然后我只是躺在林间的地上睡着了。
首先，自杀是人类的行为，而不是牲畜的行为。它是深思熟虑后的行为，是非本能的、非自然的选择。而在集中营里很少有选择的机会：人们就像被奴役的牲畜一样生活，只能任人宰割，但不会杀死自己。

第五章无用的暴力

“考虑到你原本就要把他们都杀掉……那么为什么还要羞辱他们，残酷地虐待他们呢？“谢利尼问斯坦格尔，后者被判处终身监禁于杜塞尔多夫（Düsseldorf）监狱，而他回答：“为那些任务的实际执行人创造条件。让他们有可能去做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。“换句话说，在死亡之前，必须先损害受害者的人格，从而减少凶手的负罪感。这种解释并不违背逻辑，而它是对苍天的呐喊——这是无用的暴力唯一的有用之处。

第七章成见 *这个事实并不奇怪。一个领袖必须具备强大的能力：他必须拥有体力和精神力量。而压迫，如果达到一定的严酷程度，既能破坏人的体力，也能损害人的精神力量。愤怒和民怨是所有真正革命的驱动力量。（澄清一点，我指的是底层受压迫者的革命，而不是指政变或”宫廷革命”）。而要激起愤怒和民怨，压迫必须是具体存在的，但它一定处于较弱的严酷程度，或者被无效地实施。

*人们必须要提防事后之智和刻板成见。更广泛地说，人们必须提防一个更常见的错误，那就是用当前、当地的尺度去衡量遥远年代和地点所发生的事情。当相隔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增大时，这样的错误更加难以避免。正是因为这个原因，决定了并非专家的我们，去理解《圣经》或荷马史诗，甚至希腊语或拉丁语的经典文章，是如此艰难。当时的许多欧洲人（不仅当时，也不仅欧洲人）的行为方式正像（并仍然像）帕姆斯特伦一样，否认不应该存在的事物的存在。曼佐尼精明地将敏锐意识（Good

第八章德国人的来信

但希特勒为什么能掌权？而我们为什么不推翻他对德国的统治？对于这些问题，您一定期待一个具体的回答。然而，在1933年……所有温和派都消失了，德国人只能在希特勒和斯大林之间做出选择，国家社会党和共产党，两党的力量大致相等。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大革命，所以我们了解共产党。希特勒对我们来说似乎可疑，的确，但两害相权，必取其轻。在开始时，我们还不能理解希特勒的溢美之辞中隐含的虚伪和背叛。在外交政策上，他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功，所有的国家都保持和他的外交关系。而主教第一个和他签订协议。谁能怀疑我们正在推举一个罪犯，一个叛徒？而且，无论如何，被背叛者并没有任何罪过：只有叛徒是有罪的。
我回复了一封长信，可能是我唯一在盛怒之下写的一封信。对于遵从魔鬼的人，对于认为有理由将一个人的罪行推诿于魔鬼的人，没有任何教堂能够宽容他们的罪。一个人必须亲身面对自己的罪恶和错误，否则地面上所有文明的痕迹都会凋萎，正如在第三帝国已经丧失文明一样。他对于选举的说辞也许能够骗骗孩子。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，全德国的最后一次自由选举，纳粹，的确，在国会中得到了196席，共产党得到了100席，而显然不主张极端主义的社会民主党（事实上，这个政党还遭到了斯大林的憎恨）得到了120席。而最重要的是，在我的书架上，在但丁和薄伽丘旁边，是阿道夫·希特勒在掌权前撰写的《我的奋斗》。希特勒并不是一个叛徒，他是一个条理清楚的狂热分子。他的观点是极端明确的，他从未改变或隐藏这些观点。那些投他票的人显然支持他的观点。在《我的奋斗》中什么都不缺：鲜血和土地，生存空间，将犹太人作为永远的敌人，体现了”地球上最高贵形态的人性”的德国人，公然将其他国家视为德国人主宰世界的工具。这些并非”溢美之辞”，也许希特勒还说了其他一些话，但他从未收回这些观点。